1970年，我年逾五十，在江苏南通博物馆工作，每天的工作是打扫清洁。一天，我提着清洁工具到岗时，发现已有一位清瘦的老人在女厕所里拖地，男性。
我大惊失色，问道：“老人家，谁让您来这里的？”
老人放下拖把，走出来对我说，带着些歉意，“诶呦不好意思，从今天起拖女厕所就是我的活儿了。”他诚恳的语气突然转到了讥讽，继续说：“上面难得相信我是个正人君子，给我这个机会。”
这是怎样的侮辱！我在心里深深为老人感到悲哀。
我下班后，果然有人来盘问我老人是否按要求完成了工作，我答是，又暗自在心里唾弃，如此冠冕堂皇，如若老人没到女厕所里打扫，又该给他们怎样的由头啊！见状，那人又引诱似地问我老人是否说了一些反革命的不当的言论。我说自己没读过书，听不懂什么。
老人前生的著作在批斗中被悄无声息地掩埋了，老人作品中的反革命言论和走资派身份倒是轰轰烈烈地人尽皆知了。
我时常同老人一起上班打扫，老人很少同我说话，避免连累我，他是极清楚他们的胡搅蛮缠的。以我可见得，即使老人已经十分的安分，也时常被叫去每周一次的批斗会上，被贴上侮辱性的大字条。老人撕下来仔细审度那写着“资产阶级走狗”的字条，说道：“我真替他羞愧，他应该好好练练字了，这样的字也好意思贴出来！”
然而我们的关系却在不说话中越来越近了。
老人是极幽默的，突然冒出一句孩子般的玩笑，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后你才能明白过来这是对上面某位人物的讥讽。我虽不了解他的前生，却因此断定他必然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话，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态度，都富有作家独有的敏锐和担荷的幽默。
他的前半生看似被抹去了，但一切又都在老人的脑袋中凝练地存在着。之所以说是存在于老人的脑中而不是心中，窥见老人泰然潇洒的姿态便可知了。他对前生的或辉煌或流离，没有丝毫感情，不怀念也不哀悼，只是对他所沉淀出的艺术功底视若珍宝。
他们不让老人读书，不准老人写字，然而老人偶然间对我倾吐的文学一角却深深透露着老人的装载浩繁卷帙的学识海洋，我为他言语间的卓荦风采而倾倒。一天，老人像个孩子般偷偷告诉我，他正准备编撰一部关于中国民族服饰的作品。我惊讶地看着他，他不被允许接触任何书籍资料和笔本，这如何能进行下去。老人了然于心，笑着点了点自己的脑袋。
老人时常拿着扫帚，嘴里嘟囔着什么。我偶然听见了一句，“嘶，嘉庆年间流行什么纹样？蝴蝶纹？蝙蝠纹？如意纹？”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蝙蝠纹。和珅府邸上有非常精妙的如意纹演化来的蝙蝠纹。”此后老人有些问题常常请教我，我受宠若惊，忙言自己只是凭着记忆胡说，然而老人说没事儿，以后他会一一考证的。
会有那么一天吗？他重新回归书籍的那一天。
会的。
1973年，我得知老人要被下放到河北省涉县后通村劳动的消息。走之前那天，老人依然在和我一起打扫。他忽然问，“小张，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我慌张地笑了笑，我只知道一天我醒来便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是一个没有过去的存在。我很快放弃了寻找过去，那在这个时代实在有些多余。借着战后的混乱，我获得了新身份。我对老人说：“说来也许没人相信，我对自己的过去毫无印象。我就是一名清洁工。”
老人的眉头悲戚地皱起来了，混浊的眼睛里闪过惊疑，他沉默着，看着地下。半晌，他对我说：“小张，你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些日子我很高兴，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我们的生活充斥着文学。”
出于小心，他没有对我说太多。但我从他的神情里，猜想他一定认为我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为我也时常为自己和这位老先生文学上的共鸣而惊讶，为自己的学识惊讶。无论如何来看，我似乎是浪漫的，飘然于生活的，这不是一位迫于生存当清洁工的妇女的性格，我该是现实的，埋头于生活琐碎。
“为什么不去寻找一下？”临走那天，老人对我说。
这句话如同一小簇火苗，跃动在我的心间，我也开始对自己的过去感到好奇，那模糊的一团似乎有着诱人的魅力。但我终归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会放弃寻找过去，然而我碰到了我的女儿。
改革开放后，我去领养了一个孩子。她有着惊人的文学天赋，常常呆在图书馆里，想要把所有的书都读完。然而她常常是忧郁的，即使作为她的母亲，我也读不懂她的忧愁。她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第二学年，我突然接到了她住院的消息，我连夜乘火车赶往医院，却得知她是自杀。
我沉默着坐到她的床边，寒凉的痛从心口处泛滥，我多想问她一句，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她醒了过来，虚弱地说：“妈，对不起，我被您养大，我真的感恩您，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我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她带上了一些哭腔，“我时常想，我的生母为什么要抛弃我？我那时还是个婴儿，我不记得了，但我一想起那段空白就感觉快窒息了，我想起我还在她的肚子里时她就吝啬地剥夺了我爱世界的机会，我一出生就带着被遗弃的色彩，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疯狂执着于那一段我都记不得的日子，可我控制不住自己，那是我生命开始的时候……”
我紧紧地抱住她，“妈明白，妈明白。”
我真的明白。
后来女儿病情好转了，我陪她一起去寻找她的生母。后来她仅仅是确认了生母遗弃她确实是为了生存迫不得已，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找她这样简单的事，她说感觉到一直以来横亘在自己和自己之间的那堵冰墙开始融化了。她开始痊愈了。
她对我说，现在要一起和我去寻找我的过去。
那位老人重新恢复了他的名誉，他的作品再一次出现在文坛上，他清透灵动的文字如诗如画，他笔下的人物普通而圣洁，读者们为他的作品陶醉，他说自己的作品死了，但它从没死过。
我想是时候了。
我们委托了一家侦探事务所，拿着我仅有的和他人合照的一张老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女人的一边被裁掉了，只露出半卷短发，不过我确信那是我。他们找到了照片上的男人。在安徽。我和女儿乘车到了那里，按着地址找到了他的家。敲了敲门，男人，不，是老人打开了门，他和照片相比已经老了许多，他显然没有认出来我，因为我也已老了太多。
我掏出了这张照片，问道：“您好，非常抱歉叨扰您，我想打听一下亲友的下落。您还记得这张照片是和谁拍的吗？”
他情不自禁地拿起照片仔细端详，半晌，连忙邀请我进门来坐。“是的，我记得，她是我的第一任妻子，叫徐秀雯，我在美国留学时她在驻美大使馆工作，我们是在那儿认识的。我们很快在美国结了婚。之后，她紧急被调回国，我则继续在美国进修。后来，抗战爆发了，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问道：“您还记得其他信息吗？例如她的家庭，她的身份……”
他揉着太阳穴歉意地摇摇头，“已经过了很久了，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们都只身在异国，对彼此的家庭并不太了解。”
“那她常和家里通信吗？”
“据我所知是未常了，连我们结婚她可能也未通知家里。在我眼里，她或许是真正担得起新独立女性这一旗帜的，她只说过她如何反抗家中，考取了南京政府的文官职位，我知道女性名额是极少的，其他时候对家里的情况只字不提，她的工作能力也是极出色的。”
“原谅我只能想起来这么多。”
这下我开始动摇了，也许照片上的女人不是我，一个丈夫不可能认不出曾经的妻子。
“你可以去南京图书馆找找看，那里或许保存着南京政府的文官资料，我曾试图找过，可惜无功而返，而且经历了那个时期，那些资料恐怕尸骨无存。”他有些沉痛地说。
我谢过他，虽然不抱希望，还是踏上了去南京的路。
果然如他说的，很多文件已经在文革时期销毁了，我无功而返。
这天，侦探事务所突然打来了电话，原来他们的线人在台湾的一家博物馆找到了相关的文件，不是文官档案，而是南京政府中美情报员名单，里面赫然列着徐秀雯这个名字。可惜的是，这份文件除了列出名单以及情报员的职责外，再没别的信息。
于是几天后，他们按着编号找到了另一份文件，中美情报通讯记录。
“1938 9 27 （吴瑞华）： -共党猖獗，请剿
1938 9 29 （徐秀雯）：-亲英派欲扶王南中任海关司令……”
我委托的侦探省略掉了英文部分，这样一字一句念给我。
一只看不见的手突然紧紧攥住了我的喉咙，它有力地把我扔进一个黑暗的地方，我仿佛被无尽地凌虐着。羞愧和某种深层次的恐惧紧紧笼罩着我，我不忍再探究下去。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份文件背后一定发生了更多的事情，因为我的骨头都在因恐惧而战栗。
我放弃了寻找，也许遗忘是件好事。
然而，这份已经开启一角的过去的记忆就像潘多拉的魔盒，如蛇般紧紧缠绕着我，越收越紧，我感到压抑。我不敢去触碰它，而它却越来越有力量。我日渐消瘦。
几年后，我的女儿竟有幸做了那位老人的学生。女儿携着我去老人的家里拜访。
距离那次离别我们已有数十年未见了，再见面时我忍耐不住鼻头一酸，我已老了许多，然而老人仍挂着那样孩子气的笑容，精神矍铄。他问：“你知道你是谁了吗？”
我遗憾地笑笑，企图对抗那份压倒性的记忆。我只是说，“我的过去有一些东西，找回了会很痛苦。”
老人笑了笑，“那就不要找回。人活着还是要自己舒服。”
老人潇洒而平易近人的姿态仿佛告诉着我过去是多么大不了的事。我禁不住说，“可有时候我没有找回，却也在痛苦。”
“如果痛苦，那就去搞明白它。过去已经过去，它就消散在风中，不复存在了。它啊对现在没有丝毫影响。如果对过去痛苦，说明你看待过去的方式还不对。过去就那样存在，但你可以改变对过去的定义和理解么！”
我重新踏上了旅程，决心要以新的姿态面对它。如果我真的是一名卖国贼，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走狗，我会唾骂自己，但我也会更加努力地报效祖国。
我们在名单上发现了一个我们不该忽略的名字：徐秀满。这是个和徐秀雯极相近的名字。侦探事务所顺着这个名字查了下去。原来我不是徐秀雯，我是徐秀满，她的妹妹。之后的一切都在我脑海中逐渐有了痕迹。
我们出生在南京的一个富商家庭，相继出国留学。1934年她考取了文官。后来她被外调为驻美大使馆工作。1935年我在国内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并考取了文官，有一天我被告发，经受了严刑拷打，被策反为国民党，成为情报局的一员。我很惊讶，因为我的姐姐也出现在那里。后来我被调往重庆。1941年，重庆又一次受到轰炸，我就此没了记忆。
揭开这段往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比记忆中要轻松许多。那年我二十五六岁，在严刑逼供下被策反，我对自我深深唾弃，又始终笼罩在那段酷刑的阴影下，想过自杀，却又不甘自己的命死得这样的没价值。在那样的年代，为自己而死是一种罪过。我几近崩溃。
我走出侦探事务所，释怀地长叹一口气，我知道自己或许会活在羞愧之中，但我再也不会被过去压迫，不会去逃避却只能在朦胧中更加恐惧。我可能会重新定义它，重新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