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最初与最终的不敢，借我不言而喻的不见。
借我一场秋啊，可你说这已是冬天。
——《借我》樊小纯
一个人，在时时刻刻遭受着世俗的时间与无穷尽的琐屑生活这二者如巨轮一般无情地碾压之下，应该如何去记住一个人，又可以记住多久呢？
一八年末，我写过一篇文字叫《远去》，那一刻，我觉得那远去的是真正的在离我远去了。那之前的多年来，即便是现在，我都是一个对于人际关系优柔寡断的人，尤其是对突如其来的人，但那一刻——在我站起身来毫不犹豫、绝不回头的那一刻，我是绝对的决绝的。即便安素再三让我再陪一陪她，等到车来，等到她彻底的离开。即便是后来的，她苦苦哀求我说愿意给我出几十公里的车费，让我去抱一抱她。
我没有回头。
在她看来，所有的离别都应该具有某种形式，比如她经常爱说的一句“挥挥手”，比如她让我再给她一次最后的拥抱。而我恰恰是与其相反，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离别应该是没有声音，没有形式，就像现代的绝大多数关系那样，在某一个深夜或者某一个很随意的日子，删除掉那代表所有关系的几个数字或者字母就好。
然而，时至今日我才知道，我与那场本应远去的远去其实缺的真的就是安素所想的那样的形式。于是，到现在我就在想，如果那一次在我看来是决绝的那一次，如果我转身去给她一个拥抱，会不会就没有现在的远去？
但或许不会。
人啊，人与人啊，怎么样才会开始，又怎样才会真正的结束？
一个拥抱就会结束吗？
在安素回去之后，给我写过信，好几封。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取到那些信的时候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但是我一封也没有回，果然，在好几次没有回应之后，她也就没有了下文。
所以，没有回应就会结束吗？
为什么会有一八年的远去？
我在关于张胖子的那篇文字里说过，自张胖子、自张胖子那个梦之后，我就像从一座牢里放出来了一样，那感觉真的像是被困了太久，我彻彻底底的变了。像是一匹脱了缰的马，说是这样的马还不够，因为马在脱缰之前被人类驯化过，在它眼里还有世俗人类所训于它的不可践踏的东西。
所以我应该是一匹野马，从来没有被驯化过的野马，任何事、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承诺、任何词语，在我眼里都是可以被践踏的，一阵风跑过即是了，不需要停留，也不需要回头。
然而，这样的人是不敢去面对他最开始来的那个世界的，也不敢回头去看。而那时候的安素就来自于那个世界，我不会敢去直视她那泛着光的双眸，也不敢去回答她那些看似毫无来由却本该如此的问题，更不敢再随意从嘴里说出一句话，因为害怕那在她听起来会是一个承诺。
为什么古镇和艺术馆都在卖东西？
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坏人？
为什么认真就会输？
为什么答应了的事情却可以不做？
为什么长大了就知道了……
正如我和安素的年龄一样，我和她就像是两个世纪的人，我站在世纪末，而她站在世纪之初。末与初看似很近，但事实上差着一个世纪。
我在《远去》中如是说道：“这些问题我也有过，我也曾为此感到困惑，我也想要去找一个答案”。然而，那时候的我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我发现这些问题对于周遭的所有人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或者说不再是问题。而我在去想那些问题的时候无论是那时候还是现在都是痛苦的，这痛苦源于那些问题来源于我的另外一个时期，而那时期又是我一直觉得最美好的一个时期，可是我却再也回不去了。
你可以无时无刻都想起，但是你却永远也不能再经历、不能再回去了，这也是痛苦的。
因此，关于那个时期的所有问题，即便我在那个时期时也曾想过将永远去究极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后来的我还是选择了“不再”去想起这些问题。当然，这也源于对于生活中的我们来说，它们毫无意义。
在我们的众多的劣根性中，其一就是：在面对自己不能触碰到的一端的时候，无论这“不能”的原因是不愿意去，还是穷极一生都触碰不到，我们都是要么就毁掉，要么驱逐。而在一八年末和安素相处的那几天里，我就像是又回到了那囚禁了我多年的牢中一样。
现在的我在脱离那牢的多年之后我终于可以承认：我是错的。
否则我也不会在一八年面对安素的时候选择了后者。
我一直喜欢自己说过的一句话，那被我视为自己的座右铭：“我将终其一生去祈祷。请让我真正的去爱，去生活”，然而这些年，我却终于发现了，我一直在离我所祈祷、我所因为想要的结果才开始一切的一切越来越远。甚至是我这被自己视为座右铭的一句话，也要去静下心来想一想，才可以想起自己说出过的原话。
最后，回到那个问题上。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即便我回去给安素一个拥抱，我和她之间也不可能在那个时间点结束。因为那匹野马确实可以永远都肆无忌惮地跑，永远都肆无忌惮地践踏，但是没有谁会知道它是否累了，它的的蹄子是否在受伤流血。更不会有谁觉得它所践踏的对它说也许不是无足轻重的，而它或许也在找一个可以套住它的杆子。
其实，如果忍受不了荒凉的自由，哪儿又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呢。